五位美國反戰學者、前幕僚與情報官員,在戰爭第四天發出的共同警告
編輯感言|2026年3月5日,戰爭第四天
本文記錄的是美以聯合軍事行動(代號「史詩狂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開始後第四天的事件狀態,時間為2026年3月5日。
戰爭始於2026年2月28日。開戰首日,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在德黑蘭的一次精確打擊中遇難,享年85歲。什葉派傳統將殉道視為最高的信仰見證;哈梅內伊的死亡,在伊朗國內被定性為殉道,其名字由此進入了胡笙與阿里的譜系。同日,伊朗南部米納布市(Minab)的一所女子學校遭到空襲,至少165名女學生和教職員罹難[1]。美國和以色列均未承認是這次攻擊的責任方。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呼籲展開調查。截至本文記錄的第四天,美國任何一個盟友——德國、澳洲、英國、荷蘭、日本——均未就此事發表任何聲明。著名 AI 懷疑論者 Gary Marcus 在其 Substack 文章中問道:這是否是「AI 已經在意外殺人」[2]?即使這是無心之失,美軍部署的 Anthropic AI[3] 和 Palantir 情報系統[4],是否已跨過了「禁止 AI 作出自主戰鬥決定」的紅線[5]?若答案是肯定的,人類歷史上第一場由 AI 自主決策參與的戰爭,或許已悄然開始。
第二天至第四天,衝突擴展至多個國家。黎巴嫩真主黨向以色列發射飛彈,以色列轟炸貝魯特。伊朗的彈道飛彈飛越土耳其領空,北約防空系統在地中海東部將其攔截擊落[18]。卡塔爾的美軍基地 Al Udeid 遭到飛彈命中,科威特的美國大使館關閉,沙特阿拉伯的美國大使館遭到無人機攻擊[19]。伊朗宣布關閉霍爾木茲海峽[20]。
3月4日黎明,戰爭開始第五天,伊朗護衛艦「IRIS Dena」號在斯里蘭卡南部海岸約40海里處,被美軍潛艇發射的 Mk-48 魚雷擊沉。這艘軍艦剛剛結束在印度維沙卡帕特南參加的國際艦隊演習,正在返航途中。美國國防部長 Pete Hegseth 在記者會上稱這是「二戰以來首次以魚雷擊沉敵艦」,並以「安靜的死亡」(a quiet death)形容這次攻擊[21]。
艦上約有140人。攻擊發生後,美軍潛艇離開現場,未實施搜救。斯里蘭卡海軍接獲求救訊號後抵達,打撈出83具遺體,救出32名倖存者,其餘人員下落不明[21]。《日內瓦公約》第二公約第十八條及美國海軍《戰爭法手冊》均規定,交戰方在每次交戰後有義務搜救落水的敵方人員。法律學者 Michael Schmitt 教授指出,這一義務在武裝衝突法和海洋法中均有明確體現。華盛頓未就此事作出任何聲明,亦未宣布調查[21]。
這場戰爭的發動,距最新一輪和平談判破局僅數週[6]。根據《以色列時報》報導,特朗普與納坦雅胡早在2025年12月就已開始策劃這次聯合攻擊[11]。此前,2025年6月12日,美以曾發動過一次類似規模的攻擊[10]。有理由相信,在2026年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國務卿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公開呼籲西方重拾殖民主義的歷史使命、獲得滿場掌聲[7]之時,他已知悉攻伊計劃。
對於美以攻伊,除了西班牙是西方盟友中唯一明確譴責並採取行動的國家外[8],其他盟友的反應描繪了一幅更為複雜的景象:德國總理明確表態支持,稱許多伊朗人對此感到「鬆了一口氣」[12];澳洲亦表達支持,稱此舉是為阻止伊朗威脅國際和平[13];而加拿大總理則稱攻擊「似乎不符國際法」,並表示加國不會軍事介入[14],與英國、荷蘭、日本等國一同採取了較為模糊的立場[15][16][17]。
儘管官方口徑一致支持,但在大西洋兩岸,許多法律專家和政治人物都同意,特朗普的行動已然違反了國際法,也逾越了美國憲法的界線。以下是五位美國愛國者的聲音——他們都曾在美國建制內服務,都以美國的真正利益為論據,都從體制內部對這場戰爭提出了異議。他們是:一位波斯灣戰爭老兵與前國防部長顧問、一位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一位前聯合國武器核查員、一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與前聯合國顧問,以及一位奧巴馬政府的前副國家安全顧問。他們的批評不來自伊朗,不來自俄羅斯,而是來自美國自己的體制內部。
退役上校 · 波斯灣戰爭老兵 · 前國防部長高級顧問
伊朗將會存續下來,但以色列自身的存續,卻因其發動的這場戰爭而被打上了問號。
首先是前美國陸軍退役上校 Douglas Macgregor,受訪於挪威東南大學政治學教授 Glenn Diesen 的 YouTube 頻道(@GDiesen1)。Diesen 的頻道以深度地緣政治訪談著稱,長期聚焦於歐洲安全秩序與大國競爭。Macgregor 是一名參加過1991年波斯灣戰爭的實戰老兵[22],曾任國防部長高級顧問,著有《勝利的邊際》(Margin of Victory)及《戰士的憤怒》(Warrior's Rage)兩書,長期主張美國應從中東撤出、避免無謂的海外干預。他的分析以純軍事後勤與戰略現實為基礎,不涉及意識形態。 Macgregor 的核心軍事判斷是: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已經輸了。他指出,以色列在未通知美國的情況下發動了攻擊,將華盛頓拖入一場其自身都未準備好的衝突。伊朗的反應幾乎是即時的,攻擊了從土耳其到杜拜的多個美國及盟友基地與港口,衝突在數小時內便完成了區域化。 他提出了一個在其他評論者中少有觸及的後勤論點:廉價無人機已被證明對世界上最昂貴的防空系統具有極高的殺傷效率,令多個機場和空軍基地陷入癱瘓。這標誌著現代戰爭的一個根本性轉變——不對稱的低成本戰術可以系統性地壓制高成本的傳統防禦體系。與此同時,美國在援助烏克蘭後,精確制導彈藥的庫存已嚴重消耗[23],其後勤系統根本無法支撐一場與伊朗的長期高強度戰爭。 在經濟層面,Macgregor 指出衝突已直接導致油價急升逾20%,波斯灣的國際企業運營陷入停頓,數以百萬計的外籍勞工被困當地。他認為,美國政府關於伊朗「支持恐怖主義」及「最終將屈服」的官方表述,是「輕率而愚蠢的聲明,與現實完全不符」。他的最終判斷是:伊朗將會存續下來,但以色列自身的存續,卻因其發動的這場戰爭而被打上了問號。
▶ 觀看訪談原片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 · 《大國政治的悲劇》作者
以色列遊說集團已經主導了美國的外交政策。特朗普告訴卡爾森他『沒有選擇』——因為納坦雅胡就是要打。
第二位是國際關係學者 John Mearsheimer,受訪於前聯邦法官 Andrew Napolitano 主持的 YouTube 頻道《Judging Freedom》(@judgingfreedom)。Mearsheimer 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作者,「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創始人。他的分析框架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國家行為由安全考量驅動,而非意識形態或道德訴求。 Mearsheimer 在訪談中提出了一個其他評論者少有觸及的核心論點:美國對伊朗的政策,長期以來不是由美國的國家利益驅動,而是由以色列遊說集團主導。國務卿魯比奧和眾議院議長米克·約翰遜已承認,是以色列將美國拖入這場戰爭的。特朗普本人向塔克·卡爾森表示自己「沒有選擇」,因為納坦雅胡就是要打[24]。Mearsheimer 指出,自甘迺迪以來長達63年,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對以色列說過「不」—最後一位是甘迺迪,他在1963年就以色列的迪蒙納核設施要求對方接受核查,他在同年遭到暗殺[25]。接任的詹森之後,美國對以色列核計劃的制約從此消失。 關於 JCPOA,Mearsheimer 的論點與 Sachs 互補但重點不同:他強調的是協議的戰略意義。JCPOA 不僅是一個核管制協議,更是一個承認伊朗作為地區行為者合法地位的外交框架。特朗普在2018年退出協議,切斷了外交解決的最後通道。此後伊朗加速濃縮鈾,並開始更積極地探索核威懾能力——這正是退出協議的必然結果。 Mearsheimer 進一步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核威懾邏輯:以色列擁有不受任何國際核查的核武器,而伊朗不擁有。就純粹的戰略安全邏輯而言,伊朗發展核威懾才是理性的自我保護。美國和以色列選擇軍事打擊而非外交協議,實質上加速了伊朗尋求核威懾的迫切性。 Mearsheimer 的結論是:這場戰爭的目標——政權更迭,並將伊朗改造為對美以順從的國家——在實際上近乎不可能實現。即使美以將伊朗的飛彈庫存大幅消耗、核設施摧毀,只要伊朗政權存續——或由同樣拒絕臣服的新政權取代——伊朗就已達成其戰略目標。他引用越戰作類比:美國在越戰幾乎贏得了每一場戰役,卻輸掉了整場戰爭。
▶ 觀看訪談原片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官 · 前聯合國武器核查員
美國和以色列已經輸掉了這場戰爭。
第三位是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官 Scott Ritter,受訪於英國政治人物 George Galloway 主持的 YouTube 頻道(@GeorgeGallowayOfficial)。Galloway 長期以反帝國主義立場著稱,其頻道為異見聲音提供了一個獨立的發聲平台。Ritter 的背景賦予了他在這五位評論者中最為獨特的資歷:他曾是聯合國駐伊拉克武器核查員,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前,他是少數公開堅持「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官員之一。他的判斷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而美國政府的說法則被證明是謊言。這一背景使他對「以武器威脅為藉口發動戰爭」的模式有著切身的認識。 Ritter 的核心論點是:這場針對伊朗的行動,從根本上就是一場以刺殺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為首要目標的政權更迭行動,而這個目標在戰略上是一個致命的誤判。他指出,這種誤判源於對伊朗社會的根本性無知——攻擊者不理解一個以1979年伊斯蘭革命為建國精神、以什葉派殉道文化為核心認同的國家,其內部凝聚力在外部侵略下會如何反應。刺殺行動非但沒能瓦解伊朗,反而創造了一位新的烈士,使伊朗人民更加團結在政府周圍。 在武器層面,Ritter 提出了一個其他評論者未有深入的論點:伊朗的飛彈與無人機能力,是經過數十年系統性建設的非對稱戰力,其設計目標本就是針對美國的航母戰鬥群和以色列的防空系統。他預測,美以聯軍將在伊朗的持續消耗戰中耗盡其精確制導武器庫存,最終被迫尋求停火——這是一個資源消耗的算術問題,而非意志力的比拼。 Ritter 對特朗普的評價最為直白,稱其為「美國的白痴」和「以色列的傀儡」,認為他在對伊朗社會毫無了解的情況下,被以色列的議程所操縱。他的最終判斷是:「我們已經輸掉了這場戰爭。」伊朗政權不會被推翻,也不會被改變。
▶ 觀看訪談原片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 前聯合國秘書長特別顧問
美國不談判,只欺騙。而現在,如果你跟美國談判,他們會殺了你。
第四位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Jeffrey Sachs,同樣受訪於《Judging Freedom》頻道。Sachs 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發展經濟學家之一:他曾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及潘基文的特別顧問,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協助推動其在2015年獲得通過;他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所長(任期2002到2016年),長期倡導以多邊外交和國際合作取代軍事干預,作為解決全球衝突的路徑。他曾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顧問,近年來對美國外交政策多有批評。 Sachs 在訪談中提出了一個關鍵的歷史事實:伊朗從未拒絕接受國際監督。2015年簽訂的《聯合國伊朗核協議》(JCPOA)確立了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對伊朗核設施的全面核查機制。伊朗在協議初期遵守其條款,並於2019年7月——即特朗普退出協議後的第二年——才開始超出協議設定的濃縮鈾限制[26]。特朗普在2018年單方面宣布退出協議,在沒有任何伊朗違規證據的情況下撃毀了這份由聯合國安理會一致背書的國際協議[27]。Sachs 指出,這一決定切斷了外交解決的可能性,並直接為今日的軍事衝突鋪路。 Sachs 認為,這場戰爭並非孤立的決策失誤,而是一個長期計畫的延伸。自 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挑戰了美國在中東的佈局後,將伊朗視為必須處理的對象,就成為華盛頓和特拉維夫數十年來的潛在共識。他將這場戰爭與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衝突聯繫起來,視為一個更宏大地緣政治圖景的一部分。Sachs 也將矛頭指向美國國內的政治體制,他批評特朗普背棄了其競選時「美國優先」、不再發動戰爭的承諾,並認為美國國會的決策長期受到各類遊說團體的影響。他的一句評論是:「美國不談判,只欺騙。而現在,如果你跟美國談判,他們會殺了你。」
▶ 觀看訪談原片奧巴馬政府副國家安全顧問 · 伊朗核協議設計者之一
即使摧毀所有核設施,也只能將伊朗的核計劃推遲一年——你無法用炸彈消滅知識。
第五位,是奧巴馬任期內的副國家安全顧問 Ben Rhodes,受訪於《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Ezra Klein 主持的 YouTube 頻道《The Ezra Klein Show》。Klein 的節目以深度對話見長,長期邀請政策圈內人就重大議題進行坦率的反思。Rhodes 的背景在這五位評論者中最為特殊:他是 JCPOA 的實際設計者之一,親歷了協議談判的每一個細節;他也是《世界本來的樣子》(The World As It Is)一書的作者,記錄了奧巴馬政府外交決策的內部過程。他的批評,因此不是來自學術理論,而是來自親身參與的政策實踐。 Rhodes 的核心論點是:這場戰爭並非一個深思營慮的「政權更迢」戰略,而是一種他所評論的「殺雞儆猴式外交」('head on a pike' foreign policy)——這個說法原本用以描述特朗普的外交風格, Rhodes 將其用於分析這次攻伊行動的真實動機。其目的不是在伊朗建立一個更穩定的未來,而是向世界展示美國有能力隨意刺殺任何它所厭惡的外國領袖。這種邏輯的根本缺陷在於:它假設斬首一個政權的領導層,就能控制其繼承者——而這個假設在伊拉克、利比亞的歷史中已被反覆證偽[29]。 在軍事效果上,Rhodes 提出了一個技術性論點:即使轟炸伊朗的核設施,也只能將其核計劃推遲約一年[28],因為伊朗已完整掌握核燃料循環的知識與技術,可以重建。軍事打擊無法消滅知識,只能摧毀設施。這使得軍事行動在核不擴散目標上的效益極為有限。 他也對鼓動伊朗民眾起義的策略提出了道德批評:在沒有地面保護的情況下,空中力量無法保護起義的平民免遭伊斯蘭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的鎮壓。鼓動起義而不提供保護,是一種道德上的失責。 Rhodes 代表的是建制派精英中的異見聲音。他並不反對美國的全球角色,但他認為奧巴馬政府透過 JCPOA 所建立的外交框架,是在承認伊朗作為一個非阿拉伯什葉派國家在中東孤立現實下,管控核風險的唯一可行路徑。拋棄外交、轉而擁抱單邊暴力,不僅破壞地區穩定,更在侵蝕二戰後建立的多邊國際秩序的根基。
▶ 觀看訪談原片編輯按語
五位評論者的背景橫跨軍事、學術、外交與政策實踐,立場各有側重,但在幾個核心判斷上高度一致:其一,這場戰爭的戰略目標——政權更迭——在現實上近乎不可能實現,無論是 Macgregor 的後勤分析、Mearsheimer 的越戰類比、Ritter 的非對稱消耗戰預測,還是 Rhodes 的「斬首無法控制繼承者」論,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其二,外交途徑在2018年被單方面放棄,而非被伊朗拒絕——Sachs 和 Rhodes 從不同角度共同確認了這一歷史事實。其三,這場戰爭的真正受益者與決策者,並非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是一個更狹窄的政治議程。
五人的分歧,則在於對「失敗的代價」的估計:Macgregor 聚焦於美軍的資源消耗與霍爾木茲海峽的能源衝擊;Mearsheimer 憂慮的是核威懾邏輯的加速——軍事打擊反而加快伊朗尋求核武的迫切性;Ritter 的判斷最為直白,認為戰爭已輸;Sachs 則將目光投向更長的歷史弧線,視此為美國外交信用的終結性崩潰;Rhodes 的批評最具道德維度,他質問的是:在沒有地面保護的情況下鼓動起義,是否是一種對平民生命的失責。
這五個聲音,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場的背書,而是一份來自西方內部的異見記錄。它們的價值,在於提醒我們:在任何戰爭的官方敘事之外,始終存在著更複雜、更值得深思的判斷——而這些判斷,往往在硝煙散去之後,才被歷史所驗證。